外省青年张某某

打车去报社，路上和师傅互相感慨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容易，他说他昨晚都不敢看震灾晚会，怕自己当着老婆孩子面哭得太厉害。我是一个人在家，所以可以纵情去哭。到了报社，第三次捐款。

因为上班所以没法去天安门广场默哀，在自己的座位上起立默哀，头天就准备好了黑色的T恤，连橘红色书报也换成了白色的环保包，否则是不合时宜的。拼版拖了很久，回家忍不住打开电视，看了白岩松回放白天的广场默哀，人群里高呼“四川加油”、“中国加油”，我又哭了，忍不住。

下班路上，给玉海和车辉短信，车辉是刚上去成都的飞机；玉海已经在灾区忙开了——“一半在大本营成都，一半往一线跑”，两个人有共识，玉海说：“我从志愿者身上看到这个国家向现代社会成功转型的希望。”

             据说毛毛她们又要经受7级余震的5月20日凌晨0：38分

5月18日晚上，是我近来哭得最多的一次，比去年底在电脑前浑身抽搐的哭那次还哭得厉害。一边编着记者和实习生们的稿子，一边看着央视的震灾晚会，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场景让我不能不哭，我就一个人站在写字台前哭。

哭得最多的这一天，也是我和周围人说感激和谢谢最多的一天，也是我最感到以朋友们为骄傲的一天。

谢谢师兄曹林，为他骄傲！

连日来他给本报写出了好几篇有分量的评论，从13日《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到14日《人命关天，携手抗灾优于一切》、15日《抗灾救命需要我们彼此呼应》、16日《相信生命的顽强，祈求生命的奇迹》（署名“本报评论员”的《建议为地震遇难者设立哀悼日》可能也出自他之手），再到17日《最危急的时刻需要最顽强的坚持》、18日《视线无法从生命营救上移开》，再到国家哀悼日第一天19日即将发表的《给死者最高的尊重，给生者最大的抚慰》。我可以预期，这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有重量的声音。

以前，我只知道他是时评界令鄢烈山、刘洪波赏识的后起之秀，那些高产的评论本身看得并不多，或者只是觉得每天都能去发言都能保持言说冲动和新鲜感很了不起，或者只是觉得那些言说和中国的真实世界的现实关系不大甚至只是文字游戏。但这一次，我必须向师兄表达我的由衷敬意。我想，师兄看到这里，也不会责怪我曾经的失礼。有生命关切的文字，才是有重量的文字。

更应感谢本报奔赴前线的摄影记者贺延光、晋永权、陈剑和文字记者闵捷、田文生、朱丽亚、程刚、董伟、林天宏，还有第一时间建议设立抗震救灾报道小组的大腕儿记者叶研、卢跃刚老师，还有踊跃上火线而不得的王超、潘婷等年轻同事。

在电视里看到进入震中的天虹，我看到他瘦了，这几天经常安慰林太太。林太太说，如果你也去了现场，你就从此不再是单纯的书生了。我想也许是的，但我没能去，也不是胆怯，我知道我去了可能只能添乱，昨天去望京取书吃了点不太干净的东西就肚子疼了一天。

我留下来，我至少确保做好份内的事情，就像王超去策划“网友给中国一个奇迹”的专题报道一样，安排实习生周日早上去西单图书大厦采访人文社发起的作家义卖，周六还去报社加班，嘱咐好实习生一些注意事项。晚上很振奋地编实习生赶写的稿子，很激动，看到作家阿来在现场说“震灾面前，我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公民”，还有四川滞留北京的游客在现场打出条幅“四川谢谢全国人民”。我编好稿子就很激动，分头电话实习生道谢，和Xh暂时搁置前嫌互相鼓励。

这次我留下来了，但很多朋友去了前线，比如《外滩画报》的高桥，比如《申江服务导报》的毛毛，比如德国《明星周刊》亚洲记者站的Dy，比如《南方都市报》的周博士，比如下午才得知的《工人日报》车辉，比如《中国红十字会报》的刘玉海，还比如没去成而和领导拍桌子的《中国政协报》江迪……

今天凌晨在毛毛空间上看到她去了一线，我就赶紧短信这个我迄今只见过一面的上海姑娘：“毛毛，你是一个勇敢的女人，我为你骄傲！”那时，毛毛住在成都一家酒店的9楼，毛毛在18日凌晨1点22分短信说“刚才强烈地震了一下……现在狂风大作了……”转告高桥，她刚撤离，说“正大雨，之后一定泥石流”。我让高桥赶紧电话毛毛一些注意事项。

高桥在成都双流机场的网吧里刷夜，等18日早上8点半的飞机回上海修正，断断续续地和她说到凌晨两三点。我们在后方不能做什么，只能多少安慰一些。

也是18日凌晨，鼓励了一下Dy，她说她不是勇敢，她还担心万一有不测，她还没有孩子呢，和年轻的林太太一样的担心，我理解这些年轻的妻子，更应该向她们致敬，为有这样了不起的朋友骄傲，为我们的同行有这样伟大的妻子而骄傲。

17日凌晨2：05分接到周博士短信：“我半夜十二点刚飞到成都，我们马上开紧急会议，安排我和几个记者今天凌晨三点出发去北川。有谣传说已有四个记者在采访时遇到强烈余震而遇难，尚未证实。”

而18日早上10：08分又接到周博士短信：“我今天一早接本报总部命令，马上到青川震区和被困大山的记者会合。那里可能手机没信号。谣传昨天七名记者在马尔康震区遭遇泥石流全部遇难，尚未证实。”

周博士读完葛剑雄教授的博士后，最开始是上海贝贝特的学术部的负责人，后来又去《名牌》杂志做编辑，再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做编辑。以往，我对他最多的了解就是协助高耀洁老太太做艾滋病防治。这次又曾经了对他的了解，比如他和他的同事们策划的《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寄语汶川地震。那天他说钱钢老师给他们版写了文章，我当时没留意，周二晚上还做了件啥事，还电话去港大约钱钢老师给我们写一篇结合汶川地震谈《唐山大地震》的文章。钱钢老师当时婉拒，还说“要考虑现在的语境”，我还不识时务继续劝说。后来看了钱钢老师的文章，终于理解和认同他的主张，现在是救人要紧，用不着这么早去做那些形而上的反思。否则，真是扯淡！！！

昨天下午，陪实习生去采访老六，他也正忙着为四川捐建房子，还联合了一位台湾的著名震后建筑师。也佩服他的务实，他让我不要那么敏感和过多地想着小我，还是应该把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这次空前国难，难免会出现哄抢救灾物资、地方官员官僚主义等一时改变不了的劣迹和陋习，但我们要看到那些美好的主流方面。从前，我是一个冷漠的自认为的行动意义上的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会为写入党申请书羞耻，为嘲讽人多力量大是集权国家的特色，会用“独裁”、“专制”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现政权，但这一次，我是真的感动了，我哭了，哭了不止一次，我愿意为我的国家我的中国骄傲，为我们绝境求生的同胞骄傲，为我勇赴前线的朋友们骄傲！

谁要不合时宜地早早地开始那些坐而论道的形而上的反思（虽然我已经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平淡给我们造成的焦虑和逃离冲动），我就和谁急！哪怕美国政府只捐出了区区50万美元给我们，我们仍然是不会灭绝的中国人，我们五千年里经历了多少大灾大难啊，我们怕什么！

这一刻，我要无数次地说“5月，我们都是汶川人”，而且毫不矫情和羞耻。我没有奔赴前线，我没有捐献，我只是捐了两次钱，明天再去捐第三次，我只是帮去前线的高桥把她们差点要开天窗的王元化追思报道完成——在她13日晚飞机去成都那一天，我差不多重新采访了林毓生、胡晓明、吴洪森和许纪霖、钱文忠，我的职业伦理要求我的报道不能重复之前给老东家《新民周刊》写的王元化追思报道。如果不是念在她去报道抗震救灾，那天我是真地不会接这个稿子——这些天累得我随时都可以在出租车上或者商场的休息区坐下就睡着，那天我采访回来一个人去华星看《立春》（作为影院里五个观众中的一位，也哭过），当时是准备去丁丁那里买衣服的。

高桥出发前，一起去晚饭，总算叮嘱她买了些药，否则她这次肯定很惨。去前线不能太莽撞，很多勇气可嘉的朋友这次去还是当作一个疗伤的机会，过去那么久的生活实在让我们感受不到活力和激情，实在让我们厌倦。

高桥说，第一次为自己的报纸能出地震特刊而骄傲，我也第一次为那么多同事踊跃请战的《中国青年报》骄傲，真的是第一次。和澳洲天空下的陆兄聊天，他也说“第一次觉得，这个民族没有那么龌龊了”，“第一次觉得可以无悔生在此国家”。我想这也会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真实感受，我们因为这次空前的国难而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人民还这么伟大和可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5·12”是中国人重生的机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真正的成年礼，我们的一生将因此而彻底改观。

  乐乐李18日在长沙结婚、暗恋他多年的小朱凌晨1点短信“发现自己没有本事深埋不应挖掘的记忆”的国难日第一天即19日凌晨3：56分

这一年真是有些怪异，单说思想文化界，接连几位长者去世，贾植芳、柏杨，然后又是王元化，我甚至担心另一位住在301医院的先生（虽然我不见得多喜欢他）。我都有些迷信了，觉得还是奥运会开得不对，是不是要举行国家祭祀才可以驱邪避难？

下午去小兔她们杂志，还觉得她电话成都回家慰问有点大惊小怪，不就是个地震嘛。晚上被迫看了一眼新浪首页的新闻，说是死了8533人，才知道事情严重了，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他坚韧的子民默哀！

还是因为追思王元化的稿子没能做大而遗憾，周日加班忙了一天却在周一凌晨1点多准备通宵赶稿时告知写1600字就够了，我顿时丧气了，甚至一度产生了把稿子写出来发在文化版上的冲动，我一遍又一遍地设想着周一上班时是如何撕破脸皮地大吵大闹。后来还是放弃了，还忍一忍吧。

会寒心是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和尊重。夏榆又重回《南方周末》了，那晚他问钱理群和陈平原家电话，我以为自己根本没法做王元化的报道就准备把手头的资料全部转给他，让能做的人去做并且做大也好。周日临时得到通知要做，我们白白浪费了一两天，那么早得到消息却因为要不要做而犹豫，直到我把这个消息贴在报社内部网站，才被人家担心别的部门抢去做了。更直接的触动可能是夏榆他们北京、上海联手在做。其实，我对《南方周末》这个报道不会特别看好，他们越来越显现出临时抱佛脚的局促来。

即使为了对得起自己，周日一天的忙碌也算值得吧。周日凌晨3点睡的，但9点多还是打车去了报社，小雨，也喊潇潇来帮忙做《藏地密码》作者何马的采访，辛苦实习生了！上午电话彭小莲，她们家和王元化先生家算是世交，所以谈得好。我也很喜欢她那种大大咧咧不拘一格的作风，也要感谢上次小川绅介采访的成功铺垫。彭小莲说，如果不是觉得上次你的采访给我印象很好我不会接受采访的，而且你也别把我的电话告诉别的记者。我是相信她做得出来的，她足够低调，她也不缺媒体这点报道。做记者还是不能太功利，不是一次性交往。有辛劳有付出，总会有人看在眼里。

因为我们的报道不是揭黑或者批评，所以我们和被采访对象存在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多一些长线的积累，总不会错。

周日下午电话朱维铮先生，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真的很喜欢老先生的风范。上次看他在《书城》的长篇访谈，条分缕析地解释为什么不能说儒教是中国的国家，佩服之至！媒体有时候太无知和无奈，这样顶尖的研究成果我们却不能推介，而是一味地追于丹之流。朱先生习惯说“我以为”，还说“生平怕官”——王元化做宣传部长时他就减少和中断了两人的往来直到他卸任的第二天马上去拜访，还是老派知识分子的风格。

请教朱先生，更多地变成了致敬，我要告诉这样值得尊敬的长者，有我这样不懂学术的年轻人对纯正的学术还充满敬畏。朱先生4月份还和来上海开会的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郑培凯教授一起去瑞金医院探望王元化先生。张隆溪老师认识好几年了，几年前陈鼓应先生推荐他去我母校华工讲学所以得见，还记得同游东湖时他讲了法国园林和英美的差异种种。

张老师出国前在北大的导师是杨周翰先生，莎士比亚专家。也是惊奇，杨先生的儿子在《出版商务周报》帮忙呢，留着长胡子。寒碜，我的电话打不了越洋电话，只好去国际部，趁着张隆溪去瑞典前仔细聊了一会儿。又问了他林毓生先生在香港的电话，遗憾没联系上。

晚上又电话陈平原老师，考虑半个小时，又是一惯的那样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只是我没法提供更多的篇幅和版面。为了一个两三千字都不到的稿子，我忙活了一天——没能联系上吴敬琏和桂稀恩，后来还电话了汤一介、孙长江两位，他们还是接到电话时才知道老朋友去世了。乐黛云先生身体似乎很好，他们总是一起出去讲学，那么大年纪还能四处走动真是福分。

也许，偶尔疯狂的工作可以证明我还年轻我还能跑动我还能随时去战斗，我是自私的。这次采访，后来没时间打磨稿子，所以肯定写不出想像的样子——我写稿太慢了，但我还是为自己能真刀真枪地忙起来而开心。最忙时，我没有时间看书，和搭档的Sj直奔电梯赶车路上就会边走边问，让她告诉我最打动她的细节和核心内容，一路飞奔是那么有快感的一件事情。

下午要报销3500多块钱发票，楼上楼下地跑程序，居然把2000多块钱的发票丢了，可见心绪是多么不宁，情绪太差。想想地震吧，想想死难者吧，活着，已经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尽管烦恼永无尽头。

祝我开心！

发地震的关键时刻收到昭昭问候电话和丁丁叮嘱短信、收获据说地中海风格玻璃杯两枚的5月13日凌晨1点34分。